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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043 次 关肇邺先生访谈-当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设计缘由与历史

摘要:访谈关肇邺先生当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的设计是在什么情境下接的这个任务?为什么让您来做? ...

关肇邺先生访谈-当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设计缘由与历史

    周榕:首先想请您讲一讲当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的设计——您在当时什么情境下接的这个任务?为什么让您来做?

    关肇邺:那是我第一次设计图书馆。为什么让我做?我可以这样说——其实也都是老话——就是我在这个清华园里住的年代太长了,我对这个校园有感情。

    而且这跟我的家庭也有关系。我父亲是清朝最末一代进士,家里有一个高文化素质的背景。虽然他没有跟我谈过很多好好学习之类的话,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父亲对自己子女上什么学、想学什么东西、想考哪个学校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都完全听你的。他对我们影响之大,主要是一种家庭气氛。他办了很多诗社,当年清末民初有名的诗人,差不多都认识,而且有很多人是关系很近的。另外我们家有私塾,经常请一些老先生来补当时中小学的缺。所以比如说《论语》《孟子》……这些东西都学过。我因为是最小的,所以学得最少,我的哥哥姐姐他们要多一点儿,但这方面多少有些影响。

    另外,我有一个姑父叫张煜全,做过一届清华学校校长,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但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出了国,是耶鲁大学的硕士。我的大伯父、二伯父都是在香港念的书,二伯父后来做了外交官。我大伯父的女儿,嫁给了张煜全的儿子。我另外三个堂姐都住在我们家稊园(图1)一个西边的花园儿,里面有藤萝架、喷水池什么的,其中一个房子叫对雨轩,她们就住在里面。她们都受自己父亲的影响,一家人比较洋派,非常近于西洋的文化。我没地方玩儿的时候就到她们那儿去,也就受了她们一些影响。所以我在一小儿的时候就和中西文化有这个渊源了。

   图1 “稊园”(官豆付房2号)平面

    关肇邺自1929年出生至14岁左右居此。此宅已于1950年代被拆除,这是他在2014年秋根据回忆手绘的。

    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我们家道中衰,没有了收入,慢慢积蓄吃光了,我父亲就给人写字、做祭文和墓志铭这些,但靠这个润格也不够养活这么多人,后来就把房子给卖了,买成一些小房子,其中较大的自住。我记得差不多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月光比较好,我父母就说咱们出去遛遛弯儿吧。我们就由稊园往北,不太远就是东华门,然后沿着筒子河走。走累了,大家就坐在一棵已经倒在地上的大树上休息。我父母两个人走到河边上,就看着对面的灯光,数着对面的窗户。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原来是有人介绍那边有个房子我们将来可以住。第二天我父亲就拿出一首诗来,这首诗我现在就只记住“僵柳嵯岈能憩客,灯影人家隔岸红”两句。我那时候在育英中学上初中,老师最讨厌的就是白话文,说太没文化了,他就是“之乎者也”,老学这个。那天我就把我父亲的诗给他看,他一看说:“你看这才叫诗呢!”

    这就是一个小例子,说明我在无意之中受到过很多文化的熏陶吧。后来我再大一点儿,父亲那个诗社也雇不起专人来抄诗印发给大家了,就把我和我最小的哥哥都叫来抄诗,所以我受到很多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独特的。

    周榕:然后就是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对您的影响。您觉得您从梁先生那儿得到的东西多,还是林先生那儿得到的东西多一些?

    关肇邺:理性的东西当然是梁先生那儿得到的多,感性的东西,应该说是林先生多。因为林先生她是个文学家,新月派,所以感情比较丰富,脑子特别快。我见到林先生是她去世前两年的时候,我在她那儿工作,帮她画纪念碑的图。梁先生当时忙得不得了,后来又到苏联去,本来预备很快回来,但赶上斯大林突然逝世,中国代表团受邀留在苏联治丧,所以就很长时间没回来。她的儿子梁从诫上了北大,很少回家,女儿梁再冰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也不在。你可以想象林先生当年在她“太太的客厅”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核心,现在变成没有人了,非常寂寞,所以跟我聊的比较多。实际上林先生并没让我做太多实际工作,也没教我多少专业上的东西,主要由于我家里的文化背景,她比较认同我这样的年轻人,我也可以和她聊得起来。在林先生家,从她的卧室出一个门儿,过一个小过道儿就是客厅,我的画图桌子就在客厅临时支着。林先生针对我给她描的装饰图案跟我讲,西方的中世纪相当于我们的南北朝,文艺复兴相当于我们的唐朝,那个时候社会思想是怎么样,如何导致了差异化的艺术风格。她对我画图的要求很高,不但轮廓要非常准,而且要把它的厚度画出来,铅笔素描加阴影。我在她那儿待了大概两个月,后来梁先生回来,我还要在学校教课,基本上也就走了。

    梁先生从来不像林先生有那么些话说,但是一字千钧。他第一次对我有一点儿感觉的,是有一次我们的设计课,题目是在太庙的柏树林里设计一个剧场。那时候正是现代派的时候,大家做的都是方盒子,但唯有我做了一个大屋顶。这跟我在北京长大、在东华门附近住有关系。当时梁先生陪苏联专家来看图,苏联专家站在我的图那儿停住了,他们两人说了一会儿话,意思是这个设计有民族特色,比别的图有意思一点儿,但苏联专家觉得还是太简单了,说还是有结构主义的倾向——因为我的设计底部还都是方盒子,只有顶上有一点儿大屋顶(图2)。

    图2  剧场设计作业(1950) 

    第二件事,就是梁先生忽然有一天找我,他当时在设计任弼时墓,请我帮助他画两个方案。后来评方案的时候,请了当时延安的艺术家,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美术教师李宗津等文化界的人,最后选了其中一个方案——当然跟我无缘,我当时初学,做的方案是一个陪衬。但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

    另外,梁先生有次跟我坐车进城的路上,路过元大都现在蓟门烟树那个地方,他说,古的东西现在只剩黄土了,将来要种满树,保护起来。所以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梁先生对古代文化要保护的这个思想,这对我有影响。以后要拆双塔寺、三座门和那些牌楼什么的,梁先生、林先生每次总要伤心不已,我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跟我抱怨。拆三座门的时候,林先生曾说:你们看京剧,公主出来了,旁边儿没有这些个丫头配着,光一个公主能好看吗?她的话很尖锐。三座门就是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离天安门不过百十米距离,早就没有了。我们那时候每年有两次去天安门游行,排队我们叫六八六,就是快到三座门的时候,分别是6个人、8个人、6个人一队,从一大两小三座门穿过去。后来国家决定拆除,而且为了表现工人的力量,两边儿分由两个建筑公司拆,看谁拆得快,这个对林先生打击太大了。

    长安街上比这一段儿再远一点儿,在南河沿儿那个地方,又有一个三座门,再远一点儿,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又有一个牌楼,跟它对称的就是府右街南口儿的牌楼,所以它的空间是一层一层的。后来我跟李道增编《建筑设计原理》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要想烘托climax(高潮),必须得要有手段,它这个手段就是一步一步给你的印象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你就急着要看最后那个climax。实际我们在游行的时候,确实有这个感受。天安门对面是千人的乐队,我们每走过一个地方,这个声音就大一点儿,再走过一个地方,声音就更大一点儿,最后穿过三座门以后,一下听见轰鸣的乐声,那是很有气氛的。所以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climax以前要有这个预备、准备。这些例子我记得很清楚,我有时讲课也用。

    周榕林先生就是有那种一说话就让人想听的魅力是吧?

       关肇邺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包括老工人们,林先生有一次到端门那个地方的工地上去,后来那些老工人们都说这位女士真了不起。她说起话来,那些到她太太的客厅的人,包括胡适等等,都是她一出场就整个安静下来等她发言。她说话的魅力是来源于她脑子里的东西多。

    周榕梁先生不是也有这个能力么,就是一说话大家都愿意听他的。后来您也有这个能力——当年我们上您的课的时候就是您一说话就特想听,您觉得跟梁、林两位先生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有关系么?

    关肇邺每个年轻人都会受到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周榕咱们还是讲清华大学图书馆(3)

 

图3  清华大学图书馆手绘总平面 

       关肇邺我自己认为最难得的就是清华图书馆三期。

       周榕清华图书馆三期,按您的建筑五品论”——产品、作品、精品、神品和逸品,我客观地评价,最起码是个神品。

       关肇邺逸品我是反对的,逸品有点太个人主义了。

       周榕您那个图书馆设计,我觉得可以达到神品的级别。客观评价,改革开放至今正好40年,在中国过去40年的设计里,我觉得清华图书馆三期排前三是没有问题的。以您这么高的境界,也不是每做一个作品都能达到清华图书馆三期的这个级别。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图书馆二期已经是精品了,有点接近神品——神来之笔,但是您这个内隐庭院又错轴线、又把主入口放在院子里头,进去再来一个大中庭一气呵成,比二期设计更富巧思,把建筑设计做到了堪称艺术的水平。图书馆三期1982年设计,1991年落成,已经是30多年前的作品了,现在看仍然难以超越。所以时间还是挺公正的,好东西放100年还是好东西。

    关肇邺: 时代不一样了,不过那个设计当时确实是花了心思。1982年我刚由美国回来。

    周榕对,那个时候都觉得现代的东西好。我记得1980年代我上学的时候您介绍过还没盖起来的清华图书馆三期设计,好像是有几拨儿人在做竞赛。

       关肇邺我不在国内的时候,学校里也有一个设计班子,另外还有一些校友在做,我记得的好像就是黄汉民。他当时大概是在读研究生,也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把杨廷宝先生那个45º的门给打通了,穿过去,然后一个新的斜轴线,在那边开了一个新天地。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保存三院,还有就是由那个方向来的学生、读者是最多的。那边有一个正门,与杨先生那个门穿通,而且有条件比那个做得还神气。他这个方案还比较好,不过大家也不看好,还是希望把建筑放在前头。

    周榕那学校里那个设计班子做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关肇邺他们想要让三期跟杨先生的二期两边对称,怎么做的我不记得了。但是礼堂的后头不能做对称,因为人流是要往西走的,东边已经堵上了。我是注意到这一点的,所以我是实用、经济都放到前头。

    后来就这两个方案拼到最后,做了两个模型,就放在杨先生的二期门厅里,两边都有人负责讲解。当时图书馆的朱副馆长负责这个新馆的建设,他很热心,主张像他去参观过的二战以后世界上新的图书馆一样,不是藏、借、阅独立,而是敞开的大空间,一排排的书架,书是读者自取,他觉得这个是新方向,也在图书馆学会做了讲演。这点我承认,应该说是不如他这个构思新。但我想的是建筑艺术,想的是我们清华大学,这么大一所大学居然没有一个大一点儿的厅,所以我一定要在这儿做一个大厅。由于观点不同,后来曾想再组织校内外的方案竞赛,但最终没有实现,设计也因此耽误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在使用上没有做到藏、借、阅一体,也是缺点,因此在四期的设计里做了弥补,另外像休息区、咖啡店和可以聊天儿的地方也都有了,三期只有两个有语录的休息区,但在当时就算是很可以了。

    周榕那时候做这个设计还是受到很大压力啊。

    关肇邺我有自信,我确实觉得我做的比另外几个方案都强,当然也可能有些不足,不过很难了。

    周榕图书馆三期我觉得最神的就是入口藏在庭院里,这个想法当时怎么浮现的呢?比如我也一直想,假如自己来做这个设计会怎么做。我估计我想不出做一个院子,十有八九就是连在一起。

    关肇邺其实你要是想清楚了,你不搁到院子里头,实在没地方搁。我做的三期这块儿,是把一期、二期的模式整个搬过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一期、二期也是一层楼是小窗户,二层楼是大窗户,然后坡顶,并且建筑形体上每50m左右鼓出一个包儿来。这个模式,我把它延续过去了,这个最主要的好处就是把后头不得不有的大厅的高度给挡起来了(4)

 

清华大学图书馆外景渲染

    周榕您觉得在这个设计里这一点是最得意的?

    关肇邺这是平常人不太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人都由二校门来,树很多,看见的只有礼堂,后头有一个比礼堂还大的东西,谁也看不见。等到你走近了以后,越走近,礼堂就越大,而这个后头的大厅相比之下就越小,你看见的都是前边的那块。等到你真正到了礼堂边儿上,你已经看不见后头那个高大的体量了。

    周榕看不见那个高大的体量了。但是关键一进那院子,一看又看见那个大门。

    关肇邺至于搁到院子里头也不是怎么特别想的,你想没地方可搁。假如要是想保持一个轴线,不可能,因为杨先生做的二期已经超过了礼堂的轴线了。所以我这个东西,很自然的就要往后退,而且也不能把这个豁口再搁中间了。

    还有给我院子里添彩的就是这个喷水池,青铜喷泉是1922届毕业生的礼品5)。这个喷泉以前是在西校门附近的草堆里,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想拉出去炼铜做子弹,后来刚拉到校门口儿时,日本已经投降了,一直到1949年以后才发现,就搁在一、二、三、四号楼宿舍那儿了,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位置。可是返校的老校友提意见,希望放回图书馆,就又由宿舍挪出来,放在杨先生那个二期的一个三角草地里。三期做好以后,才搬到现在的位置,放那儿就最合适了。

 

图5 清华大学图书馆前的雕塑与水池

    周榕我觉得整个儿图书馆三期,从外头一路经过几个台阶上去,两边建筑一夹……加出这个短的体量是神来之笔,把主入口给挡住了,从外头就看不见了,进去以后才能看见。从平面上看着似乎不太应该长出那一个东西,类似围棋里的愚型,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就觉得这东西真好——这就是神品。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您受到过古典的影响和熏陶。

    关肇邺这个短的体量后来就变成对外接待的,包括馆长室和党委,然后有一个客厅,所有的客人就到这儿来歇脚。

    周榕您再说说清华西区(6)

 

6 清华西区手绘鸟瞰

    关肇邺老化学馆是沈理源的作品,是所谓那个时代的Art-Deco,那个时候在中国很少。我很推崇何添楼,用一个玻璃廊子与老馆连起来,我觉得接得比较好。然后通过老馆正中这条轴线,南边对着的就是杨廷宝先生做的生物馆。可是在1976年地震后,一道命令把所有的女儿墙全拆掉,这样它真正美的地方,尤其中间门上头有一个高起来的部分,就全拆了,不像个样子,所以20年前、30年前照的相,都是秃子。我为这个事情跟学校说过很多次,想要恢复它,费了许多劲,现在终于是恢复了。只要是在清华园里的事情,跟我有没有直接关系,我都力求让它做得更好一点儿。

    在老化学馆和生物馆(1932-1933年建成)之间,我做的是理学院(1998年建成)。理学院就是一个数学系、一个物理系,正好东边儿地方大,就做了物理系,西边儿地方小,就做了数学系。然后中间在轴线上正好给它分开,自然能够穿通,但是4层楼内部是连通的。

    我在这个设计上也有一个体会,就是在清华时间长了以后,我就发现清华园里45º斜向开门很多,从最早的清华学堂,到杨先生的图书馆二期和明斋都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做的建筑里,理学院、生命科学楼、医学院,以及图书馆四期下沉庭院入口的亭子都是45º斜向开门的。我觉得在一个校园里头,假如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地就会有一种感觉。

    周榕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当时理学院没有竞赛吗?就是委托?

    关肇邺没有,当时图书馆已经盖好了,大家——特别是老师们——都很认同,而且建议让我来做这个理学院。当时决定的时候我不在,等我回来了做的设计。

    周榕我觉得您对校园贡献大,除了图书馆这个单体以外,清华西区这一个大调子定下来还是挺难的,很重要。主楼外头这一片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定的。

    关肇邺这个主楼本身我也知道,就是因为蒋南翔校长到苏联去了一趟,觉得莫斯科大学实在太好了,所以回来就希望能那么做。他也知道不可能做成那样,不过还是跟我特别说了一下,要做出它的精神,我们清华以后要发展,主楼是一个主要的建筑。

    周榕我觉得您可能受蒋南翔校长的影响也挺大的,比如后来图书馆要有一个大厅,我觉得也跟蒋南翔校长的气魄有关?

    关肇邺他也没明确说过。不过我到美国转了一圈儿以后,就发现室内设计很重要。以前觉得燕京大学建筑之美啊,燕大也是墨菲(Murphy)做的,可是其实它所有的房子都一样,都是进这门就出那门,没有厅,室内太简单化了,最主要的就是做一个外表。

    周榕要说起燕大,那您再说说北大图书馆(781998年建成)?那个是竞赛吧?是跟谁竞赛?怎么赢的呢?

7 北京大学图书馆手绘透视

8   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周边手绘鸟瞰 

    关肇邺那是竞赛。在会上,我们都做了一个模型,我记得很清楚,我用手把这个模型托起来,拿了一个棍儿指着,来讲这个方案。我在燕大念了一年,所以对燕大也有感情。

    1946年,日本人刚投降不久,从外表来看燕大比清华更好一点儿。我们几个高二的学生,听说西郊有两个校园非常好,谁也没去过,就说去看一看,骑车就去了。这两个校园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就全看了。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两个校园太不一样了,燕大太好了。因为清华是日本占领了8年的伤兵医院,到处一塌糊涂——图书馆阅览室里净是大便、血迹和绷带之类的,国民党派人到清华来整理校园,比美国人派飞机把燕大的人运往北京要晚了差不多一年,而且燕大是日本人的综合研究所,基本没有受到破坏。

    北大图书馆设计以前,校园里除了墨菲做的建筑以外,地段周边已经做了一片大屋顶的建筑。当时学习苏联,清华、北大、燕大三校院系合并。整风运动中,所有北京的设计公司和营造商都关门儿了,我们这三校又必须要赶快建设,以便第二年夏天上课,所以就把这三个学校有关院系的老师和学生全部抽调出来,自行设计、规划和施工。我那时是四年级学生。三校建委会在梁思成先生的指引之下,做的都是大屋顶式的建筑。

    在我做这个图书馆的时候,前头是两个大屋顶,两侧又有两个大屋顶,给我这样一个地段,这么多大屋顶,我不做大屋顶成吗?可是文革的时候这个图书馆居然就不做大屋顶,做了一个平顶,就做在这儿,占了一块儿地方,所以这个题目很难做。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我跟当时的建筑师们有矛盾。那时候北京市市长是陈希同,非常欣赏大屋顶。他评图,建筑师兜儿里都搁着小亭子,他要是不满意,说这儿加一个亭子可以吗,他说还不够,这儿再搁一个,等到加够了他说好,这个可以”——这是说笑话。所以在陈希同的指导之下,当时北京盖了一批复古主义建筑。于是等到陈希同下台,北京的建筑师们都觉得解放了,各种各样儿的建筑都有了。可是我认为不应该以一个人的升降、个别人的喜恶为指导,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应该做一个大屋顶。而且我做的方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跟文革时候做的后面那个平屋顶非常近,使你根本就没法儿看见它。这个方案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原来因为希望广场要大,前面预备再拆两个大屋顶,后来由于我给留的地方够大,那两个房子也留住了。

    周榕当初那个竞赛,其他方案都不是大屋顶吗?

    关肇邺其他有一个是有好多小亭子在上面。我没有用小亭子,就是真正的大屋顶。这个大屋顶跟原有的1954年大屋顶的大小,比较在一个尺度感里,但是为了得体,体现是一个主要的、在轴线上的建筑,所以比它们都稍微大一点儿。北大图书馆的轴线是吴良镛先生定的,跟清华主楼前的轴线在成府路这个路口十字交叉。

    然后,这个建筑我基本上用灰调子。墨菲也是用灰调子,楼是白色的,但是他用红柱子。梁思成先生在燕大有一次讲演,那是我第一次见着梁先生,他就说,他也承认燕大的湖光塔影都很好,但建筑有两个缺点:一是没有基座,柱子像是埋在土里长出来的,这不是中国的传统;第二是这个柱子是假的,而且看得出来,而真正中国的建筑,柱子就是真的,旁边都不再有承重的东西了。他就讲了这么两个中国建筑的特点,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另外就是梁先生的风度,对我影响很深。当年因为两个校园一看,当然燕大好了,所以我就首先把力量都放在考燕大,后来听了梁先生这个讲演,我决定再考一次清华,应该说是受了梁先生的影响。

    所以我在做北大图书馆的时候没做红柱子,我分析中国建筑——中国建筑多层的时候,它一定是以横线为主,因为它的结构是一段一段的柱子接着的。所以宝塔都有很多的檐,要是做楼的话,比如城门楼,它一定有一个平座。竖线不是一直下来的,而横线是要圈在外头的。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悟出来的,不过这个不奇怪,稍微看一看就知道了。

    还有一些,比如疏散楼梯,做得比较巧,把新的房子和老馆连起来,而且有一条斜线,这样就比较有一个连起来的感觉。然后头上又做两个亭子。这几个东西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从尺度感上,把比较大的这个主体和旁边1954年那个相对小一点儿的东西给它一个过渡的关系。这是我的草图,我最近画的,我想把这个地方做一个地下车库。

    另外,也算是一个基础知识吧,我知道太和殿的正吻高度是3.4m,一般人都不会记这个事儿。后来北大图书馆这两个正吻的鸱尾,按照我画的图,拿出来实际的东西摆到地上一大片,占了一个屋子,他们说准错了、不可能,就让我去看这有没有问题。我就去看了,量了一下是大概2.7m左右,我说你们就按这个盖,没问题,结果现在正好,这两个鸱尾比所有其他的正吻都合适。

    周榕做北大图书馆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压力?还是很顺利就定了?您说到跟建筑师们的矛盾,当时建筑界有不同意见?

    关肇邺我这么想,他们会有看法。因为那时候整个建筑界是反对复古,反对这些东西,所以大部分的设计都宁可就做一个平顶,或者以一个方院子来表示我这个是中国式的,但是没有在形式上采用大屋顶的方案,没人考虑它跟旁边屋顶相比的尺度和与自身建筑部分相比的比例这些。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一点儿没有看法。

    周榕我记得您设计清华图书馆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人在《建筑师》上发表文章,说建筑贵在创新、您对老的东西亦步亦趋

    关肇邺我写了一个叫《建筑慎言创新》。

    周榕我觉得那个特别好。贵在创新那篇在前,然后您写了一个建筑慎言创新,这个对我影响挺大的。我后来一直在想,确实应该慎言创新。保守主义大家都觉得是糟糕的,但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特别强大逻辑的。因为创新往往都是用来试错的乌托邦,也因此往往都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使用这种力量时必须慎之又慎。

    关肇邺我的感觉,就是现在建筑师的脑子里,拿现在西方来说,在后现代以后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把老的东西恢复了一些,不完全是形式上,还有一些思维;另外一条路是更怪、更技术化,或者是更表现自己。我觉得这个路肯定不是一条很直的线,这不奇怪,所以我的这些设计也做得不奇怪,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一个规律,是吧?——人们逐渐觉着格罗皮乌斯那个东西太简单、太光秃秃了。但有的我现在叫不出名儿来的人和建筑,实在太不像样子了。你说美吗?也不能说。这个东西等到这一阵儿过了,大家明白过来、或者说是社会思潮过了的话,就像文艺复兴一样,它会又要老东西。要不然都是这样怪里怪气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写慎言创新,我还是不敢对着干,我就只能说是慎言

    周榕不过我觉得慎言创新真是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年轻人总是特别喜欢创新啊什么的,但其实是没有经过历史沉淀的那些东西,没有过滤,所以看着就特别浮。清华东区当时看的时候面貌一新,一个个长得都不一样,大家都欢呼雀跃,觉得挺好,结果到今天就没法儿看了。但是清华图书馆三期和清华西区,真是永远看都是好的东西。

    关肇邺这个跟社会制度有关系,跟文化传统也有关系,我也把它提高到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大家和谐。

    最后我再说一个,我这两天在画一个图,你们想不到的,绝对想不到的。这个是林徽因先生启发的,她说,你北京长大的,你认为北京最美的大街是哪条?我想了想,想不出来。她说最美的大街就是阜成门大街。这儿是历代帝王庙前面的两个牌楼,这个牌楼离视点最近,这个牌楼远一点儿,再远一点儿是城门楼儿,再远一点儿是西山——她说这个层次感是北京最好的。我现在想起来,我反正没事儿,就画一个这个。你现在要找一个基本上是默画牌楼的人,大概找不着了……   文径网络设计整理

    原标题:玉联珠尽菩提——关肇邺先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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